曹东义《一技之长空中课堂》之曹传龙《永远的大道国医》第八十四讲一代医家危亦林

作者:曹传龙[1] 
单位:湖北大悟县中医养生馆[1]

  今天,由曹传龙接着讲《永远的大道国医》。他讲的小标题是:一代医家危亦林。危亦林(1277~1347),字达斋,江西南丰(今江西省南丰县)人,传世著作是《世医得效方》,为元代著名医家。本讲说,一方面介绍了危亦林的成医背景及其学术经验和观点,一方面介绍了中医骨伤科的发展历程。危亦林的一生学验俱丰,医宗经典,博览群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代医家危亦林

  危亦林,字达斋,生于元至元二年(也就是公元1277年),卒于元至正七年(也就是公元1347年),江西南丰(今江西省南丰县)人,为元代著名医家,特别是在骨伤科方面造诣颇深,是继唐代蔺道人以来又一位杰出的骨伤科专家。他在骨伤手法的创新、麻醉剂的使用、续断疗伤方药研制等方面,都有卓越的建树;此外,又对痹病、疸证、脾胃病、气病、泄泻、崩漏等病的辨证论治也颇有经验,见解独到;在眼科病、口齿咽喉病、疮肿病的治疗上承前启后,临证经验价值极高;在妇科、儿科疾病诊治方面也多有发挥。作为元代著名医家,危亦林生平仅有《世医得效方》一书传世,该书是危亦林对骨科、内科、妇科、儿科、五官科等方面诊治经验的总结。从书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危亦林学术功底深厚,既宗医学经典,又博览群书,在继承前人临证精华的基础之上,又多有创新,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危亦林之所以取得了辉煌的医学成就,这主要得益于他生活的时代,因为时代对一个医家的成长极为重要,只有崇尚医学的时代才能造就出德才兼备的医家来,中医学之所以能传承几千年,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守护着健康,就是因为有历代王朝的重视,加之广大老百姓的信赖;回顾历史看今朝,今天中医学之所以在走向式微衰败,甚至广大农村业已不复有中医存在,其根本原因就是近百年来中医不断遭受欺凌,不仅政府部门不重视,甚至打击要取缔,而且广大老百姓也对中医失去了信任,这是时代对中医学造成的悲哀!从这方面来讲,危亦林是幸运的,是良好的医学时代造就了他。


  危亦林生活的元代,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错综复杂,致使战争不断,因而患骨伤和疮肿疾病比较普遍,这便促使危亦林等医家不断在这方面钻研提高疗效,从而让骨伤科得到新发展、新突破。其次,元朝统一中国以后,整体经济开始迅速恢复,驿站、贸易港口罗列,陆海交通发达,各国商队往来不绝,海外贸易的发展给中国带来了许多异域的药物,从而丰富的治疗方法。总之,元代经济文化的发达,为医药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因此可以说宋金元时期是中医学发展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当时中医药药事业得到了政府部门的空前关注,从而大大地提高了医家门的积极性。此外,金元时期,由于气候异常,战争不断,故鼠疫类烈性传染病比较多见;特别是华北地区,疫病流行,死亡率空前。当时的医家仍多以伤寒病的思路进行治疗,而疗效不佳,此时医学大家张元素别开生面,大胆地提出了“运气不齐,古今异轨,古方新病不相能也”的卓越之见。从而使医学思想创新的火花开始频繁闪现,促成了“金元四大家”的诞生。河间学派、易水学派的形成与传承,标志着中医流派的发端。各学派的诊疗理论和用药特色不同,各有千秋,并非横空出世。由于在金元之前的医家业已形成了用药有寒、热、表下的不同习惯,各自传承,如北宋末年的蜀中医家石藏用,因生活在四川寒湿之地,故善用暖药;杭州医家陈承因处在湿热的江南而喜用凉药;所以金元医家的理论差异既受到前人的影响,又是由个人的社会地位不同,生活地域不同及接触病人情况不同造成的。各医家的学术观点,犹如一朵朵颜色不同的花儿融汇成绚丽多彩的杏林。其实虽然金元医家的理论各有所长,但实际理论的源头仍在《内经》《伤寒论》,只是论治侧重角度不同而已。作为智者,为了能更好地传承中医,弘扬中医学还是兼采各家之长为好,危亦林就是一位最大的智者,而成为一代兼收并蓄的医学大家。


  在用药方面,《神农本草经》奠定了中医药物学的研究基础,魏晋、隋唐以来中国的本草学不断地在发展,但多以论述药物的功用为主。易水学派的张元素在《珍珠囊》一书中,首次提出药物法象之说,重视药物的气味分类,有“十二经药象所入图”、“制方之法”、“主治法象随证治病”、“药象气味主治心法”、“药味口诀”等内容,从而使药物的性味与功用、归经的关系得到了详细梳理,对后世医学的影响极为深远。“引经报使”之说屡为后人称引,到了明代本草类书籍更是多以药性分类,以便于学者学习、应用。此外,由于海外贸易的发展,中国从国外进口了大量的香药,世人多称《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尤其好用香燥。实际上唐宋以来,士大夫已经形成了服用热药的社会风气,暖药壮阳、金丹延寿之说甚为流行。《千金要方》《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等书中的金石药、香药类方剂,在民间非常流行。有见于此,金元医家刘元素长于火证研究,主用寒凉药;另一位金元医家朱丹溪在《局方发挥》一书中,力批世俗用药不当造成燥热阳气太盛的弊端,主张滋阴降火。刘完素、朱丹溪两位医家在力挽时弊之余,对实热火证和虚损热证的辨治做出了卓越贡献。


  总之,金元几大医家刘完素的火热论、张从正的攻邪论、朱丹溪的阳有余阴不足论、李东垣的脾胃论及内伤论,这些学术争鸣,医学繁荣的氛围,以及金元时期特殊的气候、疫病频繁、多战乱的时代特点,都对危亦林学术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可以说,危亦林重视外感病和内伤病的辨别,对骨伤病、疮肿病的治疗都有独到心得体会,临证用药也善用香药,这些都带有时代的烙印。除了社会因素之外,家庭环境对于一个医学人才的成长也至关重要,翻开历史不难看出,大凡有成就的医学大家,要么是出生于一个文化气息浓郁的家庭,要么是一个医学医家。危亦林也不例外,他出生于医学世家,他的高祖危云仙游学东京,遇古代名医董奉的远孙,授以大方脉(也就是内科),回到家乡后,危云仙便悬壶济世,医道日行;伯祖危子美专妇科、正骨兼金鏃(也就是刀伤)科;祖父危碧崖专小方脉(也就是儿科);伯父危熙载专眼科并善疗瘵疾(多指痨病,现在称肺结核之类)。受家庭的熏陶,危亦林自幼熟读儒家典籍,打下了深厚的文化基础,及年长开始研习医学,随其伯父等学习诊病按脉,潜心专研,继承了世代祖先的医学知识;并又先后师从当地名医江东山学习疮疡科及范淑清学习咽喉口齿科。在系统总结先祖各科医疗经验的基础之上,危亦林还广泛研究古方及其他医家方剂,精研临床内、外、妇、儿、骨伤等科,对疮肿科、咽喉科、口齿科等疾病的治疗,也有独到的心得和见解,可谓是精通医学各科。凭借世代家传之学和自己广博的学识医术,危亦林五十岁时曾任南半州医学教授,随后又任官医副提领之职,在当时是一位颇有影响力的医学大家,并名垂青史,流芳千秋。这也都是危亦林自己一生学而不倦的结果。他十一二岁起,就随伯父学医,不但把自己家中世代珍藏的医学逐一读过,还步行几十里到南丰县城等地,向藏书家借阅各种书籍,仔细研读。由于不满足于世代祖先的医学诊疗经验,危亦林又孜孜不倦地虚心向他人学习;特别是在疮肿科、咽喉口齿科方面感到有欠缺,便恭恭敬敬地向高人请教。海纳百川方称之为海,人生只有学而知之,没有生而知之。更何况是博大精深的中医学,只有博学之、深学之、广学之、笃学之,才能有所成就。危亦林,这种刻苦学习中医学的精神,对于今天有志于中医学的学子来讲,仍有启发意义。


  从大的方面而言,医学人才的成才,除个人努力之外,与其生活的时代更是息息相关。在危亦林生活的时代,学术争鸣,学派树立,中医药学的发展呈现出空前的学术繁荣景象。伤寒学派开始形成,各家对六经辨证、方证规律、病证鉴别、发病规律等进行深入探讨,使外感热病的辨证论治体系渐成系统。金元四大医家出现后,寒凉学派,攻邪学派、补土学派、滋阴学派的理论,有力地推动了病机学说、脏腑辨证学说和辨证治疗实践的发展。唐宋以来,医学理论的不断丰富,方书的大量出现,内科、外科、妇科、儿科、骨伤科、养生学思想的发展都对危亦林的从医之路产生了深远影响。危亦林有关病因、辨证、治则的理论、集中体现在《世医得效方》第一卷开头的“集脉说”、“集病说”、“集证说”、“集治说”之中。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危亦林对前代医家的学术思想加以融会贯通,在脉象诊断,疾病分类,病因分析,辨证要点,制法法则上均进行了精炼而系统的总结性阐述,充分体现了金元时期辨证治疗的较高成就。危亦林的疾病分类和病因分析思想,直接受到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的影响。《诸病源候论》一书集中论述了各种疾病的病源与病侯,是我们第一部系统论述病候及其病因病机的珍贵专著,全书共五十卷,内容既有继承,又有创新,发展了证侯分类学,将内、外、妇、儿、五官等科的各种常见的病名证候,分门别类系统化,首先将疾病分科,依次分各科之中,又采用按病因分类、病变分类、脏腑分类、症状分类等;特别是对病机的论述,则以脏腑学说为核心,充分体现了辨证施治的特点,对后世中医学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唐代的《千金方》及《外治秘要》、宋代的《太平圣惠方》等著作都基本上采用了《诸病源候论》的分类法,直到清代的《医宗金鉴》也深深受到《诸病源候论》的影响。在《世医得效方》一书中,危亦林运用当时业已成熟的各种辨证纲领,对临床各科疾病进行了梳理和分类,并在前人辨证施治的原则和方法指导下,提出了不少新见解;特别是在疾病的分类上,深深受到《诸病源候论》的影响,将内科病分为外感与内伤两类,外感病重视风病、伤寒、时疫、疟疾等;内伤病重视气病、虚损病、脏腑病;而导致疾病的因素主要有外感之因、七情之乱、虚损之由、风土之殊等几个方面,其中尤以外感之因为重点。外感之因,包括外感四季之邪、疫毒、瘴疠、饮食、丹石、药毒等。伤风、伤暑、伤湿、伤寒当依张仲景六经之病而详辨之,有的一感染便出现病症,比较容易识辨,有的外感之邪潜伏时日,必须深思,求其所以为病之因方能辨之。其次是饮食不节,丹石积毒,用药不当,也会导致人体发生病理变化。同样,七情之乱也可以致病。人非草木,谁能无情?说的是人人有情感,乃天经地义之事。然人之情感要有限度,若变乱异常,便可致病。因而危亦林说:“人之平居,神静则宁,情动则乱,故喜则气缓,怒则气上,悲则气下,忧则气沉,思则气结,恐则气怯,惊则气乱,故有所谓七情之病也。”在危亦林看来,人体外感、内伤、房劳等,皆可令气血蕴结,精液亏耗,进而导致气血虚损,精液匮乏,虚损一旦形成,又致精血衰少,脏腑多燥等病迭起。治之者须辨其所因,据因设证,按证遣方,因、证、理、法、方熔为一炉,这是危亦林临床治疗的一大特色。然而,危亦林一生最大的成就是骨伤科,使中医骨伤科学达到了历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高峰。


  骨伤科学是研究防治皮肉、筋骨、气血、脏腑、经络损伤及其疾患的一门学科,起源甚为久远,发展过程极其漫长,可以说,古人对骨伤病的认识从原始社会就开始了。在原始社会时期,人少而禽兽多,人们大多住在洞穴或树上窝棚里,以避风寒暑湿,防备猛兽虫蛇。在爬山、攀树与毒蛇猛兽搏斗及部落之间发生战争时,又常常会有创伤。各种创伤也往往威胁着他们的生存,这便必然要与威胁其生命的创伤疾病作斗争。从偶然的发现,到有意识的找寻,从点滴的收获到共同的经验,逐渐产生了原始的医疗方法。如在损伤疼痛、肿胀处抚摸、按压;创口用树叶、草茎等涂裹以减轻疼痛等。这便是中医骨伤科外治法的起源。到了龙山文化时期(大约是公元前2800至2300年)已经有了石镰、骨针和骨刀,人们既能运用药物外敷,又能运用骨针治病、骨刀切开排脓以及熨法、炙法等外治法,还有按摩、导引治疗骨伤疾病。可以说,中医骨伤科学也就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孕育出来了。历史的年轮到了夏代,我国原始社会逐渐解体,进入了奴隶制社会。畜牲业、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劳动力的需要大增,所以战争中俘虏不再被杀掉,而是被驱作奴隶从事劳动。在这一历史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青铜器的使用,文字的形成,促进了医药知识的进步,骨伤疾病开始有了文字上的记述。“仪狄作酒”的传说,说明夏代业已发明了酿酒,酒逐渐用于治病而称为“醪醴”。到了商朝,陶器的发明,为汤液的创制提供了物质保证,大大提高了药物疗效,对创伤内治具有广泛的作用。


  西周是一个农业较繁盛的奴隶社会,此时政治、经济、科技、文化都有新的发展,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逐渐趋向唯物观,产生了八卦学和五行学说,阴阳学说也开始萌芽。这种哲学观念,指导了人们的实践活动,医学水平也有明显的提高并形成理论,骨伤科在这一时期开始萌芽,对于骨伤的治法主要是内外兼治,包括药物外敷、包扎、刮去脓血,用药祛腐生肌并内服药物养气血等。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春秋时,周朝奴隶制开始衰落,封建制开始萌芽。到战国之时,各国新兴地主阶级所有制陆续取代了奴隶主阶段所有制。政治经济的大变革,带来了思想文化的解放,出现了科学文化的发展高潮,导致了“诸子峰起,百家争鸣”的局面。在这种社会背景之中,医学发展出现了新的势头,骨伤科在这一时期也积累了新的经验,总结了新的治疗方法和方药。


  秦汉时期是中医学理论系统化的时代,骨伤学知识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近代秦汉考古发掘出的竹筒、帛书,对研究这一领域的诊疗经验提供了可靠的资料。如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记载有“痈”、“骨疽”、“肿瘤”等骨科病名以及治疗外伤、外伤痉挛和痈疽等的方剂有四十多首。特别是《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这四大医学经典的出现,不仅奠定了中医学术体系的基础,而且也确定了骨伤科的基础理论。


  《内经》中记录了完整的解剖生理知识,对全身骨骼的命名、形状、大小及长短都有所描述,系统区分了骨、关节、筋、肌肉等概念,阐述了脏腑与筋脉肌骨病的关系,明确指出“肾主骨”、“肝主筋”、“脾主肌肉”等认识,特别重视气血与运动功能的联系。骨伤病的病因病机理论也初步形成,认为肿痛与气滞血瘀有关,肌肤筋骨外有所伤,内在相应脏腑必有所损,恶血不散再遇风邪则可能引发痹痛。


  《神农本草经》中所载365种药物中,阐明能主治创伤折跌伤筋,治金创死肌者,就有40多种,治痈疽药有50多种,综合计算,能应用于骨伤科的药物,有百余种,如干地黄、继断、独活、王不留行、泽兰、枙子、蒲黄、牛膝、大黄、水蛭、桃仁、黄芪、当归、丹皮、菊花、细辛、茜草、寄生等,其中特别注意到续断能够“疗金疮、续筋骨”,黄芪能止痛生肌,干地黄能治折跌绝筋。


  《伤寒杂病论》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二书,前者主要论伤寒,后者主要谈杂病证治,都成为中医的古典医学名著。张仲景创用六经论伤寒,以脏腑论杂病,体现了贯穿理、法、方、药的一系列辨证施治原则,提出了三因致病学。所载方剂配伍严密,在因证立法,以法统方,随证加减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包含了许多重要的组方原则,因而被后世尊为“众方之祖”。这些方剂被称为“经方”。当时所用剂型已经很多,包括汤剂、杂剂、散剂、栓剂、酒剂、醋剂、洗剂、浴剂、熏剂、滴耳剂、灌鼻剂、软膏剂等。《金匮要略》一书中对痈疽及跌打损伤都有论有方,在诊断和治疗学上,都提出了重要的原则和方法。


  华伦,字元化。他淡于名利,精于医学,兼通术数、经书及养生之法,尤以外科为突出,他的外科成就代表了汉代最高水平,因此被尊为中医外科鼻祖。华伦利用“麻沸散”进行外科死骨剔除等手术,为关羽刮骨疗毒等记载,都对后世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总之,秦汉时期已经形成了外治法(手术兼外敷)、内治法、导引按摩法和针灸法相结合的综合骨伤病疗法。然而,这一时期对骨伤病的认识虽然有了很大进步,但是偏重于手术、药物疗法,对骨折类疾病的固定尚无深入研究。


  东晋医药学家葛洪对危重创伤的早期处理较为重视,且也开始用按摩法进行关节脱位的整复,如下颌关节脱位的复位,并首次创立竹板固定帮助骨折复位法。另外,魏晋时期治疗伤科的药物开始重视理气药,如木香、沉香、乳香、丁香、枳实、厚朴等,其次是开始运用活血化瘀类药物如琥珀、白茅根、蒲黄、红花、刘寄奴等,大黄、桂枝成为治疗瘀血证的药对。其次,魏晋时期对附骨疽的认识开始完善。这一时期对伤科痛疽病的治疗综合了外消、内托、排脓、追蚀、生肌、灭癜等,黄柏末,吴茱萸、姜、蒜捣散外敷,甘草或芒硝煎水外洗,赤小豆粉外敷等,切开伤口排脓引流,标志着骨伤科治疗实践的进步。


  隋唐骨伤科学的发展已经在病因病机学和治疗方法上达到了初步约完善,确立了失血伤津、瘀血壅滞、化脓则难治、补肾生骨等病因病机理论,清创手术疗法更加进步,洗涤和固定方法上更重视防治伤口感染,骨折脱位确立了麻醉、清创、复位、固定、练功、用药六大疗法。复位手法比较先进,《诸病源候论》介绍了脊椎牵引法、旋转法,蔺道人发明了靠背椅肩关节脱住复位法,手牵足蹬法进行髋关节脱位复位。药物研究上对铜类接骨药物的认识逐渐深入,曾青、空青、石胆等含天然硫酸铜的药物多用,铜屑治骨折法吸取了民间的经验,蔺道人已经用自然铜内服接骨。虫类药物治伤也逐渐受到重视,水蛭、蟾酥、斑蝥、蝼蛄等治金疮、恶创、瘀血,螃蟹捣烂外敷治疗筋伤的方法已经出现,在《理伤续断方》中还使用了地龙接骨,还有用羊脑、生龟、生鼠敷创续断法。


  宋元时期社会经济文化空前繁荣,也大大促进了医学繁荣发展,骨伤科学方面对筋骨痹、腰腿疼和骨痈疽、骨肿瘤的认识有了进一步发展,在治疗上采用攻下逐瘀、凉血活血、行气活血之法,苏合香丸普遍用于跌打气闭的危重症候。李东垣的“当归导滞散”用大黄、当归、麝香三味药治疗落马坠车、跌打瘀血、红肿青暗、蓄血欲死等危重病,集开窍醒脑、活血补血、攻下逐瘀于一方,影响深远。在止血药的运用上更进一步,罂粟壳止血止痛很常见,《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的“花蕊石散”为外敷止血的名方,乳香、没药综合治疗外伤开始常用。危亦林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之上不断将骨伤科学推向新的起点,特别是筛选了历代治伤方药,总结为“二十五味药”,附以随证加减,对后世影响深远,而且骨折整复方法和固定技术及其用药都有进步和发明,有独特的创新。对脊椎骨折第一次应用悬吊复位并获成功,这是骨伤科史上的创举,比国外早六百年。麻醉药物使用的过程中,危亦林吸取了唐代和宋代的麻醉经验,注意控制用药剂量,以如酒醉为度,不可过多,对全身麻醉,若见麻不倒者,可立即添加曼陀罗花和草乌各5钱,加酒调服,切不可过多,体现麻醉用药的慎重。


  总之,危亦林学有家源,并广览医经,深究医理,临证效果突出,在骨伤科方面承前启后,其骨折复位手法的创新,麻醉剂的大胆革新,对后世都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其在眼科、疮肿等科的治疗理论,也极大地丰富了中医临床理论宝库。作为史上江西名医的代表人物之一,危亦林高尚的医德、严谨的治学精神以及深厚的学识、广阔的胸怀,都值得后人去深入学习继承,而来更好地弘扬中医学!


  总结小诗:一代医家危亦林,传承家学弘杏林。妇儿内科学验丰,骨伤科学阐新论。


    2019/12/9 20:18:45     访问数: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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