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东义《一技之长空中课堂》之王群才《国医大师・朱良春》第八十一讲一代医家郑梅涧

作者:曹传龙[1] 
单位:湖北大悟县中医养生馆[1]

  今天,由曹传龙接着讲《永远的大道国医》。他讲的小标题是:一代医家郑梅涧。  

        
  郑梅涧(1727一1787),名宏纲,字纪原(一作纪元),号梅涧,别号雪萼山人,安徽省歙县郑村人,为清代著名中医学家,传世医著有《重楼玉钥》《重楼玉钥续编》等。他出身于世医之家,医学功底深厚,注重临床实践,在中医妇科、儿科、外科、针灸学、脉学等方面均有建树,尤其精于喉科;对于咽喉病的治疗,提倡局部结合全身,针刺与药物并举,外治兼以内服的综合疗法,具有独自的专科治疗特色,对后世有一定的指导意义。郑梅涧之所以取得了辉煌的医学成就,名垂青史;这主要得益于良好的家风和馥郁的徽文化熏陶。回顾历史看今朝,今天中医学之所以在走向式微衰败,基层中医甚至消亡,就是因为缺少了像郑村那种文化气息浓厚的学习环境,没有了传统优秀文化的底蕴,中医学就如同植根在一片贫瘠的土地之上,怎么能不枯萎呢?中医学是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树立文化自信,用中华民族传统的优秀文化为甘霖,中医学才有望复兴!


一代医家郑梅涧

  郑梅涧,名宏纲,字纪原,号梅涧,别号雪萼山人,生于清雍正五年(也就是公元1727年),卒于清乾隆五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787年),安徽省歙县郑村人,为清代著名中医学家。他出生于中医世家,幼承家学,深得家中喉科秘传,并有发展创新,不仅对喉科理论有深刻研究,而且又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救危起死,不可性数。除了喉科之外,郑梅涧在中医理论、临床辨证思维、脉学、针灸学、儿科学、疫病及急危重症等方面都有建树,影响深远。郑梅涧之所以取得了辉煌的医学成就,名垂青史,这与他所处的时代和所出生的家庭息息相关。郑梅涧所生活的时代正处于封建社会的一个繁华高峰时期,可以说是清代的太平盛世,也就史称的“康乾盛世。”在这一历史时期,包括医学在内的科学和生产力得以发展;而社会经济的高度繁荣,学术文化的集大成趋势,是“康乾盛世”最为显著的历史特征。其中,由乾隆皇帝倡导而编程的大型文献丛书《四库全书》,不仅让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得到一次凝聚和升华,而且又更加激励了无数仁人志士为科技文化的进一步繁荣昌盛再展辉煌。《四库全书》中,收载了郑梅涧十二世祖郑玉所著的《师山文集》,主编纪晓岚亲为《师山文集》撰写《内容提要》,这对郑氏家族是一个很大的激励,从而让郑梅涧从小便有一种自豪感和自奋感。此外,颇具地方特色的徽文化对郑梅涧立德修身、立业立言,成为一代名医也产生了奋勉砥砺作用。徽文化的发源地徽州,位于今安徽省的南部,自秦朝设置“新安郡”以来,已有两千二百余年的历史。宋元明清四代,徽州统“一府”,府治在歙县,管辖歙县、黟县、休宁、婺源、绩溪、祁门六县,古来人文荟萃,素有“东南邹鲁”“文化之邦”的誉称。徽文化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徽文化与藏文化、敦煌文化研究,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三大显学,因而“徽州”也就成为一个名播中外的文化地理概念。徽州辖下的歙县,历史悠久,山水清秀,物华天宝,文风昌盛,才俊星驰,既为徽商之源,又为徽文化渊薮之地;既重礼教,又倡文化,因此明清时期的歙县成为与京畿媲美的“首善之区”。1986年,国务院授予歙县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成为国家级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单位,彰显国家对保护与弘扬徽文化的重视。而郑梅涧出生的郑村,位于歙县城西约五公里,自元明以来,这里便是人文卓著,有教育家郑玉、诗人郑旼、科学家郑复光、医家郑梅涧、学者汪宗沂、画家汪采白等。从史志所载来看,郑村具有徽文内涵的古地表文物也相当众多,这些文物驰名中外,享誉古今,有郑氏宗祠及门坊、贞白里坊、忠烈坊以及和义堂等;而“师山书院”的理学研究、不疏园的“皖派朴学”研究以及新安医学的郑氏喉科世家,则先后在中国思想界、学术界、中医界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可以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的“硅谷”。郑梅涧的先祖于北宋初年(也就是公元960年)迁居郑村,聚族而居。郑氏家族在郑村的房住单元建筑,按照宋代都市“里坊制度”规划,里名为“善福里”。元未,郑梅涧的十世祖郑安、十一世祖郑千龄、十二世祖郑玉,都忠贞报国、清白做人,经当时朝廷议定,敕命郑梅涧家族所居住的区域为“善福里”,故又更名为“贞白里”。积善之家有余庆,郑氏家族不仅世代光宗耀祖,而且还弘扬了郑村,使郑村千古流芳。2003年,国务院授予郑村“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由是,郑梅涧所生活的歙县和郑村,均入选国家级“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单位”。时世造英雄,地灵出人才,这是千古之真理。从这方面而言,郑梅涧诚然是幸运的,他既逢了好时代,又出生在了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地方。在郑梅涧家宅一公里的方位内,分布着郑氏家族主办的师山书院和汪氏家族主办的不疏园书院。师山书院在学术上形成了“师山学派”,不疏园则孕育了“皖派朴学”。这两个学派先后在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郑梅涧家宅一公里范围汇聚了两个学术中心,这在中国所有的千年古村落中绝无仅有,堪称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硅谷”。“硅谷”的文化沃土孕育了代代济世英才,也成就了新安名医郑梅涧,让郑梅涧在知识的海洋里尽情畅游,茁壮成才。可见,良好的学习环境诚乃是成就中医人才的先决条件,回顾历史看今朝,今天中医学之所以在走向式微衰败,就是因为缺少了像镇村那种文化气息浓厚的学习环境,没有了传统优秀文化的底蕴,中医学就如同植根在一片贫瘠的土地之上,怎么能不枯萎呢?中医学是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树立文化自信,用中华民族传统的优秀文化为甘霖,中医学才有望复兴!而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在古代主要靠书院来授教传承。这里就简单介绍一下书院。书院是我国古代一种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和学术研究机构。书院制度于传递我国古代文化,传播学术思想,发展教育事业,培养学术人才,丰富教育理论与经验,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书院的教育宗旨是:为国家培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才,类似于今天的研究院;而一般的启蒙学校、家塾、私塾不是书院,只是为书院输送人才的摇篮。由于徽州地理位置特殊,如同世外桃源,所以徽州书院多是宗族主办,以提高宗族教育的水平和宗族人才的文化素养为初衷。在实际教育中,徽州书院既提高了宗族子弟的文化素质,又培养了大量高水平的人才,这些人才在各个领域均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就。其中,由郑氏家族主办的师山书院,对郑梅涧的成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郑梅涧的先祖郑玉是元代著名的教育家,他从教育思想、教学内容及教学方式等方面,系统总结出了一套教育理论。在郑玉看来,教育关系到一个人的成败,教育关系到一个民族的兴衰,故而应特别强调以“德育为先”,育人树德,方是立身之本、为人之道。而郑玉那种教育与实践、读书与劳动相结合的教育理念,诚然是达到了古代教育思想的最高点。因此,师山书院培养出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贤达之士,又著述丰硕,从而在学术上形成了“师山学派”。俗话讲,龙生龙,凤生凤。郑梅涧出生于这样的家族,一个文化气息浓郁的家族,自然是一代骄子,它既是师山书院的学子,又是清朝最高学府国子监的“国学生”,而最终成为一代著名医家,造福一方,名垂青史。除了师山书院,再就是不疏园书院。不疏园书院距郑梅涧家宅南园不足千米,对郑梅涧的成才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是郑梅涧汲取知识的活水源泉,该书院是郑村名门望族汪氏家族集楼轩亭阁、书屋学馆为一体的园林建筑,有书房、藏书楼等十二处建筑,不疏园主人汪泰安“斥千金置书”,相传藏书达数百万册,琳琅满目,是名副其实的知识海洋。不疏园书院不仅传道授业,而且学者们也各尽所能研习著述,既撰出了蔚为大观的学术著作,又创建了以“实事求是”为特色的“徽派朴学”。因此,不疏园被学术界公认为是清代皖派汉学的研究基地,国内汉学学术交流的中心,在清代学术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不疏园书院不仅源源不断地滋养着郑梅涧,而且徽派朴学那种实事求是的学风,也让郑梅涧在医学的道路上一步一步扎实地前进着,最终走上中医学的巅峰,光照杏林,誉传青史。郑梅涧出身于儒、商、官、医四位一体的家庭,可以说是良好的家庭孕育了他、教育了他,使他成为一代名医。郑氏家族自北宋初年迁居郑村以来,在七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显现出了国与家、家与医,同盛衰共命运的特征;而逐渐成为儒、商、官、医四位一体的徽邑显族。郑梅涧先祖辈迁居郑村之时,以商为业,并不断扩大商业经营,在经历了清朝“康乾盛世”的良性发展这一美好时期之后,郑家经商便处在了鼎盛时期,实力雄厚,经商范围扩大到周边省份,仅在武汉,郑家就有半条街的店铺经营茶叶、桐油等徽州土特产,当时有“郑半街”之称。有了雄厚的经济实力,使得郑梅涧的父辈能建造“南园”、“西园”,以及“重修师山书院”,并又将住宅四周的桥梁道路修建一新,为子孙后代创造出一片优美舒适的生活成长环境。宅名“南园”,采自唐朝大诗人李白所创作的《思边》一首诗中的佳句“南园绿草飞蝴蝶”。南园内的建筑“飞绿草堂”,其命名也源于李白的诗句。李白出生于大漠地带,死后则葬于皖南,对古徽州情有独钟,可以说,李白的一生有三分之一的诗篇在歌颂古徽州。郑梅涧的父辈以李白的名句为宅名,就是希望郑家的子孙后代能像李白那样来更好地弘扬文化,从而也彰显了徽商重礼教、倡文化,“贾而好儒”,提倡读书的理念。源于北宋的程朱理学,是儒学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也是徽州正统的学术思想。元未至明,是新安理学史上最丰富灿烂的时期,郑梅涧的先祖郑玉正是这一历史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郑玉是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培养了一大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学子,可以说,郑玉及其“师山学派”的学术思想影响到明清二代,意义深远;因此,郑村在新安理学史上的地位也是举足轻重的,载于青史。郑梅涧出生于郑村这个新安理学的学术中心,时刻受着其文化学术氛围的熏陶。从郑梅涧的传世医著《重楼玉钥》等来看,其求实切理的内容,朴实无华的文风,无不体现了郑梅涧受新安理学影响的学术风格。除了良好的生活环境成就了一代名医郑梅涧之外;而家庭对郑梅涧的影响也是特别关键的,可以说是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家庭孕育了他,造就了他,使他在中医学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因为家是一个医家成长的第一空间,这个空间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氛围所形成的家风,是塑造医家成才的无形力量。而郑梅涧的童年、少年、青年时代,在郑村所受到的良好教育和家风的熏陶,对他日后修身立德,均起到了导向和奋勉作用。可以说,郑梅涧的人格、道德及志趣的形成,都深深烙有郑氏家风的印记。可见,一个家庭的好坏对于一个有志人来说是何等地重要,良好的有文化素养的家庭能促进一个人成长、成才;而若是出身在一个无知的家庭,真是让有志人举步为艰,学好真难。特别是中医学,更需要有文化素养的家庭来孕育人才,因为中医学是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具备了一定的文化素养,才能学好一个真正的中医。回顾历史看今朝,中医学越过历史的年轮走到现代,之所以在一步步走向衰败,就是由于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已经在一个个家庭被淡化了,没有文化素养,就等于中医生存的根本没有了,这是时代对中医造成的悲哀!从这方面来讲,郑梅涧是幸运的,他秉承了家学,穷心习医,对内科、外科、妇科、儿科均有造诣,尤其是对喉科,研习颇精。因为在郑梅涧生活的时代,是白喉、痘疹(也就是天花)、猩红热等传染病极为流行的时期;特别是喉风,起病急,传变迅速,常常是在短期内即危及患者生命,故有“走马看喉风”之说,是当时死亡率居前的危急重症。有见于此,郑梅涧对喉科进行了全面而深入地探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临床经验和学术思想对当今的疫病防治和感染性热病的治疗,仍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在喉科方面,郑梅涧既继承了家学,又吸收了前人治疗咽喉病的合理经验,将外治法、针刺出血、火刺、毫针刺、吹药、噙含药、内服药等有机地联系起来,综合施治,以外治法祛毒治标,以内服药调理脏腑功能,体现了他既有全面的医学基础,又能够娴熟运用特殊手术对咽喉病的治疗,从而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诊治风格。在郑梅涧看来,对于咽喉病,一要识症真,二要先治后调理,只有遵循了这两个原则,才能游刃自如,临证时不致盲目有失。识症真,首先要知道喉病形成的机理与人体脏腑气血的关系,而喉病临床表现各不相同,又需要对病种的鉴别诊断能力,判断正确就是识症真。只有识症真,才能对症下药,有的放失。因此,对咽喉病的鉴别诊断是十分重要的。在《重楼玉钥?喉科总论》一章中,郑梅涧既从生理上阐明咽喉与肺胃的关系,认为“脏腑充实,肺胃和平,则体安身泰”;又指出:“大抵风之为患,好攻上而致疾者,三十六症,内关咽喉为第一”,说明风邪是咽喉病的外因,而咽喉病的内在机理在于“风邪热毒,蕴积于内,传在经络,结于三焦,气凝血滞,不得舒畅,故令咽喉诸症种种而发。”也就是说,风邪治病咽喉,由于其病因、病位、主证不同,故在诊断上也就各有不同,从而导致出种种喉症。从病位方面而言,如帝中(悬雍垂)红肿作痛,名为帝中风;咽喉生疮,名为咽疮风;上腭红肿,不能吞咽,名为重腭风;舌头红肿,不能转动,名为木舌风;牙龈红肿成痈,则称牙痈风;咽喉双侧红肿,形如蚕蛾,称为双蛾风,一侧红肿则为单蛾风。从症状特征方面而言,如风痰上涌,咽喉作紧,似叉叉住,名为叉喉风;帝中下两侧红肿作痛,形似松子,名为松子风;帝中下微肿挟有白点,形似鱼鳞状,名为鱼鳞风;舌下血脉肿胀,形似长出一小舌头,名为重舌风;舌下肿张如莲花状,名曰坐舌莲花风。再从病因方而言,如暴食辛辣烧烤之物,触动肺胃积热,导致舌面、上腭、咽喉粘膜出现血疱,由于是食暴火物所致,故称之为夺食风。由此可见,郑梅涧善于细致观察,审证求因,比类取象,十分重视咽喉疾病的诊断与鉴别诊断,他这种求真务实辨证施治的态度,对于今天的临床医生而言,仍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值得去学习继承。郑梅涧认为,对于咽喉疾病,除了识症真之外,再就是应注重治疗后的调理,也就是先治标后治本的调理;因为咽喉关系到人的呼吸、饮食,不能一时不畅,最为紧急,一旦生病应快刀斩乱麻,丝毫耽误不得,要么是急则致其标,缓则治其本,要么是标本兼治。在“喉风三十六症”中,郑梅涧都是先用外治的吹药、角药噙含取痰、针刺开通经络,后用内服紫地汤调理脏腑。如叉喉风,先用冰硼散开窍,次用开风路针,三用摩风膏少许和角药调噙,取喉内痰涎,并用角药敷颈外浮肿处,内服紫正散加开关散;双燕口风,先以角药取痰,次用开风路针,三是吹回生丹,内服紫地汤。


  总之,郑梅涧提倡局部结合全身,针刺与药物并举,外治兼以内服的综合疗法,具有独自的专科治疗特色,贯穿于喉风三十六症的始终。


  郑梅涧认为:“凡咽喉诸病之作,皆由气血壅滞不得宣通,宜用针刺者,以针法开导之,当用炙者,以灸法温暖之”。所以在临床上,郑梅涧主张“以针法开导经络,使气血通利,风痰自解,热邪外出”。在郑梅涧看来,治病就如同打仗,打仗时有开路先锋,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为进一步攻打敌人做好准备;而治疗喉科,针疗就是诸药的先锋,急于疏风散热,开通风壅之路,故又称开风路针,并应先刺少商、少冲、合谷诸穴,以男左女右,各依针法刺之的方法广泛应用于喉科临床。从《重楼玉钥》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出:郑梅涧治疗喉证,常选用少商、少冲、合谷、后溪、风池、风府、前顶、百会、商阳等穴,其用意是,少冲为手少阴心经穴,与手太阴肺经穴少商相配,能清泄心肺的邪热,使之能循经外泄;取手阳明大肠经穴合谷与少商穴同用,为表里相配,促使肺胃之热从大肠而泄;足少阳胆经穴风池能祛风散热,解毒消肿;取手太阳小肠经穴后溪与少冲穴同用,以清心泄火使邪热由小肠排泄,虽只主用五穴,但却配伍严密,自有“一针定乾坤”之妙。


  在针具使用上,郑梅涧也十分讲究,有气针、铍针(又称针刀、破皮针)、竹针(用于去脓血、针挑、针刺)、火刺(药捻火刺去脓血)之不同,用于不同病症,也就是在实际临床上对于不同适应证选用不同功用的针具,从而来更好地提高疗效。总之,郑梅涧娴熟的针灸疗法在喉科方面颇具个人的特色,值得后人去学习借鉴,来更好地造福广大患者。此外,郑梅涧还积极倡导手术治疗咽喉疾病,因为手术可以求得速效,缓急病情,而补针药之不足。如治疗重腭风,在扁桃体周围的红肿处用破皮刀轻切放血,引流排脓,以防热毒日深恶化。在二百多年前,郑梅涧就有如此的见地和经验,足见他在喉科学上功底非凡,造诣颇深。郑梅涧不仅对喉风的治法是多种多样的,而且对于方药的用法也是丰富多彩的,如治疗单蛾风,外吹以消瘤碧玉散,内服五味逍遥散、益气清金汤,或用夏枯草同郁金煎汤代茶饮之,日久自然消退,若是体虚气郁者,宜服归脾汤加柴胡、丹皮、栀子出入加减。总之,郑梅涧治疗咽喉疾病,创“刀针炙熏、洗敷吹噙、内服外治”多种疗法相辅并用的治疗方法,大大提高了疗效,值得后人去学习借鉴。


  关于白喉,郑梅涧说:“喉间起白如腐一症,其害甚速。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年)前无是症,即有亦少。自二十年来,患此者甚多,唯小儿尤甚,且多传染。”白喉是一种烈性传染病,盛行于郑梅涧父子时期,在《医学心悟》《吴医汇讲》等医籍中虽有所言之,然皆语焉不详,使人难以按图索骥,而求一效。时医毎每偏执伤寒之法,以辛温发散治之,往往延误病情。郑梅涧学贯《内经》《伤寒论》及历代医家,不拘门户之见,精研方术,勇于探索,“经历十余载,俱已收功,”在白喉的论治上,不为世间习俗所惑,大胆地提出来了运用“养阴清肺法”来治疗此症。郑梅涧认为,白喉一症是因“本质不足者,或遇燥气流行,或多食辛热之物,感触而发。”其临床表现为:“初起者发热或不发热,鼻干唇燥,或咳或不咳。”其危害性及预后是:“其害极速,小儿尤甚,一旦误治,遂至不极。”“鼻通者轻,鼻塞者重,音声清亮气息调匀者易治;若音哑气急,即属不治。”通过辨证分析,郑梅涧认为白喉一症“发于肺肾”,其治法“不外肺肾,总要养阴清肺,兼辛凉而散为主,”方用养阴清肺汤,药物组成是:生地黄、麦冬、生甘草、玄参、川贝母、丹皮、薄荷、炒白芍。郑梅涧的养阴清肺法,运用到临床后,起到了重要的治疗作用,拯救了无数濒临死亡的白喉病人的生命,从而丰富了中医喉科急症治疗学的内容,而由他所创制的养阴清肺汤不仅可用于治疗白喉病,而且还可用于治疗其他咽喉疾患,都能获得显著的疗效,故一直为后世医家所推崇,而沿用至今。


总结小诗:

  一代医家郑梅涧,徽州文化立身言。《重楼玉钥》阐喉科,多种疗法显奇验。


    2019/10/28 17:05:41     访问数: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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