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东义《一技之长空中课堂》之曹传龙《永远的大道国医》第八十讲“钱塘医派”

作者:曹传龙[1] 
单位:湖北大悟县中医养生馆[1]

  今天,由曹传龙接着讲《永远的大道国医》。他讲的小标题是:“钱塘医派”。


  “钱塘医派”,指的是明末至清代,以钱塘(今杭州市)医家张卿子为开山祖,以张志聪、张锡驹为中坚人物,并由高世栻与仲学辂为传承代表的,以侣山堂为主要场所,集讲学、研经与诊疗活动为一体的,以维护旧论为学术主张的医学流派。这一学派开中医教育讲学模式之先河,研经授徒,将理论紧密联系实际临床,培养学验俱能的医学人才,诚乃发前人所未发;故清代医家陈修园高度概括说:“大作者,推钱塘。”“钱塘医派”的教育理念对今天的中医学教育仍具有借鉴意义。众所周知,近现代的中医教育体制在课程安排上是参照西医教育模式的,在学院建设上先是仿效苏联模式,后来又按西方模式改革,从根本上忽略了按照中医自身发展的规律办学育人,结果培养出来的学生只能是不中不西,甚至成了中医的掘墓人!现在看来,“钱塘医派”的办学经验颇值得研究和借鉴。借鉴并非照抄,尊古也非复古,是张志聪等钱塘医家们那种孜孜求真的决心和学风,值得今天的中医教育人士去学习。而今,中医的复兴更需要真正的中医人才,时代在呼唤力挽狂澜的中医教育者,人民在期待具有真知灼见,而非人云亦云、陶醉于“自我感觉良好”之中的中医教育家。但愿“钱塘医派”的教育方式及治学经验能为今天中医的复兴注入一股活力!


“钱塘医派”

  “钱塘医派”,指的是明末至清代,以钱塘(今杭州市)医家张卿子为开山鼻祖,以张志聪、张锡驹为中坚人物,并由高世栻与仲学辂为传承代表的,以维护伤寒旧论为学术主张的一个医学流派。明末清初,浙江钱塘(今为杭州市)曾出现我国医学史上鲜有的繁荣局面。当时,医家云集,人才荟萃,研习岐黄之学者都向往之,可谓盛极一时。钱塘在当时之所以成为海内外医家心目中所向往的地方,名气如此之大,主要是因为史称“钱塘三张”(指张遂辰、张志聪、张锡驹)的“钱塘医派”有着杰出的表现。张遂辰、张志聪、张锡驹不仅个个精研岐黄医道,读经典,做临床,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深入探研,学验俱丰,而且又以弘扬医学为大愿。他们聚众论医,共同开创了中医教育以讲学形式培育医学人才的先河,培养出的医家一批又一批,真是薪火不断熊熊点燃;且洞本清源,竭力维护经典医籍的原貌,并首创集体编注医经的新例,所编撰的医著一部连一部;又精于临证,理、法、方、药循古训而善创新,疗效显著,真是医治疑难病证的高手前赴后继,一个接一个。可以说,这些医家的所作所为,使当时钱塘乃至浙江周围地区的医学活动生机勃勃,进而促进了中医药学研究的学术争鸣。重彩浓墨地在我国医学发展史册上书写了一段佳话;而“钱塘医派”以其鲜明的地方特色为杏林盛开了一遍绚丽多彩的奇葩。最早提及“钱塘医派”的,当是清中叶后期著名医家陈修园。由于陈修园特别推崇张志聪及其门人高世栻等编撰的《伤寒论集注》与《本草崇原》,故在他所撰的《医学三字经》中称赞到:“大作者,推钱塘,”并又予以注释说:“张志聪,号隐庵;高世栻,号士宗,俱浙江钱塘人也……所注《内经》《本草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书各出手眼,以发前人所未发,为后汉第一书。”


  “钱塘医派”形成于明末清初延续至清末光绪年间,历经二百余年,其阵容之大,杰出人物之多,为中国医学史上历代学术流派所罕见。仅据史料明确记载统计,其有明确同门及师生关系的医家就有四十余人。其中张志聪是“钱塘医派”的核心人物与集大成者,卢之颐及张遂辰是张志聪的老师,高世栻既是张志聪的同学,又是张志聪的衣钵弟子。此外,仲学辂虽没有师生之实,但却是自觉传承“钱塘医派”学术的铁杆人物,为弘扬钱塘医学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具体来讲,在论医讲学方面,卢之颐开了先河。卢之颐,号晋公,字子繇(一作子由)、繇生,浙江钱塘人,自称芦中人,生于明万历二十七年(也就是公元1599年),卒于清康熙三年(也就是公元1664年)。他幼承家学,又多得名医传受,故年轻时便精于医学,学风严谨,论医颇似其父卢复,而参以佛理禅机。卢复,字不远,号芷园,也是幼承家学,研习岐黄,不仅博通古今医书,而且还兼通佛学大乘佛法,故常以佛理阐述医理,并与当地文士、医家、佛法大师结交广泛,知己颇多;特别是当时名医缪希雍、王绍隆等与卢复交往更深,他们相互探讨学术;时常是彻夜不休,热烈非凡。卢复不仅医学精湛,而且考据功底也深厚,对文史哲可谓是博学之,凭借着深厚的文学功底和考据才能,对本草学研究最深,贡献最大。在本草学方面,卢复历时十四余载,将万历年间所见各种医籍之中散载的《神农本草经》文献资料加以收集整理,辑成现存《神农本草经》的最早揖复本,为明以后对本草学的学习和研究提供了很大便利。此外,卢复还是明末清初医学研究“尊经”派的领衔人物。在卢复看来,医家研习《素问》《灵枢》《难经》及《神农本草经》是第一要义,由这些医学经典才能衍生各种医学种子。卢之颐禀承父亲卢复的治学理念,并又不断地发扬光大,为“钱塘医派”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根基。传世医著有《木草乘雅半偈》《芷园素社痎疟论疏》等。在尊经崇古方面,张遂辰开创了派别。张遂辰,字卿子,号相期、西农老人,生于明万历十七年(也就是公元1589年),卒于清康熙六年(也就是公元1668年),原籍江西,后随其父迁居杭州。他自幼聪明好学,博览群书,尤工诗词,曾赋野花诗十首,有“微霜茅屋鸣残叶,细雨林塘湿野花”等名句,蜚声众口,故有“张野花”之称。张遂辰学医缘于少时多病,因屡求医治疗无效,故无奈之下,便自学医书,探研医理,他上至《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医学经典,下至历代名家医籍,皆务穷其旨义,因而医术大进,不仅治好了自己身上的病,而且为他人治疗也是屡屡见效,继而医名大噪。由于他医术精湛,医德高尚,所以患者争相求治,以致他所居之处的杭州城东昌蒲巷也被当时的人们尊称为“张卿子巷”。除了是治病的高手,张遂辰在学术方面主要是对《伤寒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且造诣不凡。他说:“仲景之书,精入无比,非善读者未免滞于语下……初学不能舍此途也。悉依旧本,不敢专取。”在明末清初的《伤寒论》研究方面,张遂辰吸取精华,兼收并蓄,并结合临床,独抒己见,首倡“维护旧论”,在整理《伤寒论》中提出了维护《伤寒论》原有编次,与“错简重订说”形成鲜明对立的观点,使《伤寒论》研究别开生面。他所著的《张卿子伤寒论》至今仍是研究伤寒学必读之作,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然而,张遂辰在医学方面最大的贡献莫过于培养了一批学验俱丰的弟子,其中最为著名的弟子就是张志聪和张锡驹,这享誉医界的“二张”。正是此“二张”,承袭并发展了他的学术思想,相继为恢复医经的原貌不懈努力,从而形成了闻名海内的“钱塘三张”,他们共同构建了“钱塘医派”“尊经维旧”的治学特色。张志聪,自署西陵隐庵道人,后世因称他为隐庵先生,是“钱塘医派”承上启下的集大成者。他祖籍河南南阳,自称是张仲景的后裔,后迁徙浙江钱塘,少年时丧父,虽家贫但立志鸿大,遂刻苦学习儒家经典,后弃儒习医,广学博览,并又师承于张遂辰及卢之颐二位恩师。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张志聪由于不断刻苦研习,勇于临床实践,并又积极总结创新,所以他不仅继承了师业,而且还将师业发扬光大。可以说,他的一生是勤于医学的,直到七十多岁未尝倦学,特别是对经典医籍的研究尤为用力。在恩师张遂辰及卢之颐研究基础之上,张志聪对《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等经典医籍均有独到研究,特别是对《伤寒论》的钻研致力尤深,不仅继承了恩师张遂辰在编次上“维护旧论”的观点,而且又有他自己许多独到之处与精辟的见解。他指出:“仲祖《伤寒论》,其中条绪井井,原系本文,非叔和所能编次,盖谓断简残篇者,是因讹传讹也。”此外,张志聪还奠定了《伤寒论》六经研究中的气化学说,提出“学者当于大论之中五运六气承之,伤寒之义思过半矣。”在张志聪看来,若是不懂得五运六气就谈不上能探研《伤寒论》;并又认为“明乎伤寒之道,千般病难,不出于范围焉。故医学入门,当从伤寒始,先难其所难,而后易其所易。”学习《伤寒论》应先从疑难处深研,而有难到易的探素,其中的奥理自然而然明了在心。除了阐述自己学习《伤寒论》的方法之外,张志聪还提出了《伤寒论》是以“护养胃气”为重要法则的观点,对后学启发很大。对于中医理论,张志聪认为,不仅个人探研重要,而且与同道辨析更为重要,只有相互辨析才能更加明确,才能有发挥,才能有创新。于是在他六十岁花甲年之际,将其与学友同道及门生弟子在侣山堂探讨医理、讲论方药、钻研学术的内容,以医论、医话的体例撰成了《侣山堂类辨》一书。全书内容广泛,举凡阴阳气血,脏腑经络、四诊八纲、病因症治、方剂本草、遣方用药无不涉及,且议论允当,说理透彻,条分缕析,深入浅出,言简意赅,引人入胜,至今仍是学习中医学极有价值的读本。张志聪的一生不仅学验俱丰,而且还仿效卢之颐、张遂辰两位恩师的做法,在侣山堂继续讲学授徒,其讲学论医盛况远远超过两位恩师之时,不仅培养了一大批医学人才,而且又首创了对经典医著集体探究、合力注释阐述的先河,他用五年时间主编的《黄帝内经集注》是影响久远的《内经》全注本,注解多出新见,对后世启迪很大;而由他主编高世栻续完的《伤寒论集注》,成为清代研究《伤寒论》的力作,对后世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张锡驹,字令韶,钱塘人,生于明崇祯十七年(也就是公元1644年),卒年不详,他的一生竭尽全力协助师兄张志聪共同挺起了“钱塘医派”的脊粱,故后世称为“钱塘二张”。张锡驹与张志聪既是同乡又同出一师,虽不及师兄张志聪有名,但其学术观点均禀承恩师张遂辰之学,致力于《伤寒论》研究,鼎力协助师兄编撰《伤寒论集注》,他睌午所撰的《伤寒论直解》,不但在当时将“钱塘医派”的尊经思想进一步突出,而且对后世医家重视《伤寒论》等经典医籍的研习与指导临床的作用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此外,为了发扬其师兄张志聪“养护胃气”论治伤寒的重要学术思想,张锡驹还著述了《胃气论》一书。《胃气论》,又名《辨杂症》,全书分为胃气论及附余四十九篇两部分,还有杂说三篇,是一部理论联系临床、理法方药兼备的专著,也是一部现存的唯一独立论述胃气的专著,书中探讨了胃气的意义及其辨证要点,并附有治则、医案等,阐发胃气在各种疾病诊治中的重要性。在张锡驹看来,“胃气”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胃气”是指人的正气,也就是后天元气;而狭义的“胃气”是指脾胃的生理功能。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在人体发病与治疗中起着极为重要作用。因此可以说,胃气直接关系人体正气的强弱,影响人体的防病抗病能力。由于脾胃为后天之本,是人体生命的根本,阴阳交汇的枢纽;因而胃气其实就是人身元气的代名词,是人精气神的外在表现形式,在人的生命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故而可以讲,《胃气论》一书所倡导的在诊治疾病时保护胃气和后天之本的观点,为后人提供了很多临床思路,值得去深入学习继承,从而来更好地提高临床疗效,造福广大患者。


  高世栻,字士宗,钱塘人,生于明崇祯七年(也就是公元1634年),卒年不详。她的一生,呕心沥血传承了“钱塘医派”的衣钵。高世栻有着不平凡的医学人生,少时家贪,因科举不中,遂发奋学医。他秉承侣山堂学风,集思广益,充分发挥众人的智慧和力量,集体编撰中医典籍,而且是崇尚简洁笔锋,注释古典医籍力倡“直解”其意。在临床实践方面,高世栻医技精湛,为人治病立方奇巧,活人无数;并又厚德励学,全身心协助恩师张志聪编撰《黄帝内经素问集注》等,其师去世后,他继续主持完成《本草崇原》《伤寒论集注》。可以说,高世栻这种不重个人名利,唯以尊师力学传道为先,以传承弘扬中医为宗旨的崇高品行,真是千古流芳;其德之醇,志之坚,诚然令人肃然起敬。


  仲学辂,字昂庭,为清末本草学家,钱塘人,生卒年不详,开始为官,虽为人正直清廉,但由于当时朝政腐败,奸臣当道,故仕途颇不得志,遂弃官习医。他博学多识,于文学、史学、哲学及天文、地理、水利无不通晓;特别是对医学经典钻研颇深,医学基础理论扎实,本草功底尤为深厚,临证时善于灵活变通,疗效卓著,名重一时。由于相隔年代久远,仲学辂和张志聪、高世栻及其门人弟子并没有直接师承关系,但对他们的“尊经崇古”思想都极为赞同,并身体力行,自觉传承。他初行医于浙东一带,后返回故里,在钱塘开设了杭垣医局,医局不仅开设门诊,疗疾诊病,而且还承袭了侣山堂遗风,论医讲学,对医学经典详解开示,传道授徒,延续时间近二十余年,一时传为美谈。此外,仲学辂对“钱塘医派”的另一重要贡献是,通过翻刻张志聪、高世栻等的代表医作而保存了他们的学术思想。时值清末动乱之际,张志聪、高世栻的重要医著如《黄帝内经素问集注》《黄帝内经灵枢集注》《黄帝内经素问直解》等业已罕有存者,大有失传之险。仲学辂集同道及弟子不遗余力,广为搜集,终获完本并付浙江官医局重刊,才使传载“钱塘医派”学术的医著流传至今。


  总之,从清初到清末二百年来,“钱塘医派”各代医家在治学上“尊经崇古”,在学术上推崇气化,代代相承,而聚众论医讲学之风气一脉相承,研究经典医籍前赴后继;特别是他们的教学理念及治学理念,对今天的中医教育及中医学子们仍有一定的启迪意义,颇值得去学习借鉴。在中医学教育方面,“钱塘医派”开了中医教育讲学模式的先河。众所周知,我国的中医教育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并经历了口传心授、家族相传、师徒相授、聚众讲学、政府培养以及近现代学校教学等多种模式,使得中医薪火相传,造福一代又一代黎民百姓。远古时期,我们的祖先在长期生活和生产活动中发现并创造了医药知识,又在共同劳动中以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播着,这些医药知识,让人们相互解除疾苦,这就是最原始的简单的医学教育形式。随着社会分工的出现和医药知识经验的增多,出现了家族和师徒相传的中医教育形式。中医教育的家传方式包括父子,叔侄和弟兄相传等不同,一般由长者担负教育责任以继承家学。这种家传医学的教授方式有利有弊,从利的方面而言,家传医学都是倾心相授,能够把独到的经验更好的传承下去;而弊的一方面就是所传授的医学知识比较专门保密,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很多中医专家和中医世家,同时也造就了很多名医,成为杏林中的奇葩。伴随家传式中医教育出现的是名医带徒的师承教育。这种中医教育形式越过了“医术秘不外传”的雷池,从而扩大了医学流传的范围,有利于培养更多的医家,适应了民众防治疾病的需求。许多医家在传授时结合自己的经验,以自己的见解发挥前人的学术,相继各树一帜,各成一说,从而是形成了不同的中医流派。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医学的进步,官府办医学的形式势在必然。官府办医学始于五代十国的刘宋王朝及北魏,盛行于隋唐。唐政府建立了中央与地方两级医学教育制度,规模很大。宋代的医学教育,既重视医学典籍的教学,又注意传授临床技术,并且更重视实习训练,这种读经典与做临床相结合的教学模式,有利于培育出学验俱丰的中医人才来。元、明至清初,医学教育虽然仍依照两宋旧制,但各方面均不如前朝,衰退之势业已出现。当时,官府的医学教育主要是培养医官与吏目,为太医院和医政管理部门输送人才,远远不能适应医学事业的需求。特别是明末清初,由于社会的全面发展与人口的增多,疾病总数与难度的增加,所以既需要大量的医家为民众防治疾病,又要求医家来更好地提高自己的医疗水平。在这种形式之下,新的医学教育模式自然要因时而生,当时的江浙一带,国学大师们讲学之风很盛行,尤其是在钱塘,书院林立,比较有名的就有敷文、紫阳、诂经三大书院,如明末著名哲学家王守仁就曾多次在敷文书院讲学。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受国学大师们的影响,而聚众讲学这种医学教育新形势便首先在钱塘产生了。“钱塘医派”的早期人物卢之颐是我国中医教育聚众讲学形式的首创者。卢之颐与其父亲卢复均好结交,与当地文人名士往来甚密,且议论无所顾忌。起初,他们多是探讨佛禅及文史方面的知识。之后,卢之颐为完成其父卢复的《本草纲目博议》而编撰《本草乘雅半偈》的多年中,经常邀集地方名医在家中研议医学,并受大家的推荐,讲解张仲景的学说与《黄帝内经》。久而久之,卢之颐善讲医经的名声便传播开来,慕名者接踵而来,连已经拜在张遂辰门下的张志聪也时时前往听讲,耳濡目染,张志聪医学大进,同时受到启迪。张志聪本来就一向重视医学经典的研习,深恶时医之流弊,感到唯有讲学,方能洞本清源,于是继之而起,在自家诊所“侣山堂”开讲医学,并不断扩大规模,广聚同学,传道授业解惑。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张志聪讲授医学的声望远胜于老师卢之颐,为当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医学人才。这真是一花引得百花开,万紫千红满杏林。继张志聪之后,高世栻、仲学辂等也在侣山堂讲学授徒,使“钱塘医派”的讲学之风绵延二百多年,在我国中医教育史上树立了一面特色鲜明的旗帜。


“钱塘医派”聚徒讲学的特色可以概括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学员并非都是初步习医者,大多为当时已出道多年的医家或世医弟子,甚至有许多是颇有医名者,他们来听讲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因此,讲学起点高,作为教师必须学贯古今,学术功底深厚,医疗经验丰富才行;作为学员,对自己是严格要求,丝毫不马虎,认真听讲,精心学习,互相激励,共同进步,名师出高徒,出去后必为医术更精与临床水平更高者而很好地为广大患者解除疾苦,造福一方。


  其二、教学形式多样,既有讲授,又多相互讨论与辨析,学习气氛热烈而活跃。老师并非一人,凡有所长者均可来开讲,这就是师尽其才,多多益善,如在侣山堂主讲的除了张志聪,还邀请了当时负有盛名的张开之、沈亮辰等学验俱丰的医家,类似于当今的外聘教师。这也便充分利用了外面的教学资源,使得学员学术兼收并蓄,获取更为广泛的医学知识。


  其三、既强调经典医籍与医理论的研究,更注重临床实际与各种病症的剖析。从传世的《侣山堂类辨》及《医学真传》两本教材中,我们可以看出,无不是理论联系实际,都是结合当时临床的主要病症,详解基础理论,阐明辨证施治以及药性药理、处方用药技巧,发人深省、启迪思路;并力排只阅方书不明经论的时弊。


  其四、既出人才又出成果,这是“钱塘医派”最具特色之处。在讲学之余,往往是师生集体讨论而编注经典医籍,点滴记录,积沙成金。可以说,“钱塘医派”在医学经典研究中独辟蹊径,首开集体探讨分析与编注之风,这在文人相轻与医之学术密不外传风气颇盛的封建社会实属难能可贵,他们的思想诚然有了近代科学研究意识。由于广开言路,集思广益,其研究成果倾注了师生同门弟子之智慧,其研究水平自然就高过了历代。为中医学的发展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


  总之,“钱塘医派”的讲学活动,做到了传道、授业与解惑,使他们深厚的理论与丰富的临床实践更加融会贯通,因而医技更精、成果更丰。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纵观我国医学发展之历史,历代的学术流派,从最早出现的医经派与经方医派到金元的四大家,无不以自己的继承与创新两个方面的成就丰富着中医学的内涵,推动着中医药学术水平的发展,给后世医家以启迪和影响,从而在中国医学史册上留下了自己的一页。“钱塘医派”也是如此。“钱塘医派”的创新首先在于聚徒论医,首开中医教育讲学模式,从而填补了中医教育这方面的空白,在当时提供了又一种培养中医学人才的途径;对于今天西化了的中医教育来讲,也有着一定的借鉴启发意义。其次,在经典医籍的研究整理方面,“钱塘医派”能够运用师生集体力量,发挥众人之智慧,这在当时可谓是独树一帜,实属难能可贵,对于今天中医的研究来说,也有着积极的参考意义。可以说,“钱塘医派”在经典医籍的研究中,所投入的时间、精力和人力都是很大的,往往是“十年磨一剑”,为了说明问题,他们正本清源、引经据典、广收博采、群策群力、探索辨析,甚至前赴后继,持之以恒,一心一意只想做好,做完美。这种刻苦严谨,踏实端正的治学态度与精神委实可敬,永远值得后世中医人士去仿效与学习。在学术方面,“钱塘医派”主要是继承发扬了中医药学中的精华,即“气化学说”。这一学术思想贯穿于他们的研究、讲学和临床整个过程之中。“钱塘医派”提出的“气化学说”,业已超出了《内经》之论,其内容涵盖了中医药学中的各个方面,包括病因病机、辨证论治、方药运用等。所谓“气化”,就是脏腑经络功能活动的概括,人体一旦发生疾病,则气化活动必然有明显的变异。因而可以说,气化离开了脏腑经络就失去了物质基础,而脏腑经络离开了气化,就反应不出功能活动。“气化学说”在整个中医理论体系中,既说明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体是个开放系统,在人的生命活动中不断地与自然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这个交换就是“气化”作用;又说明人体生理功能,气是宇宙的本源,世界上万物都是气构成的物质实体,人也是宇宙的一部分,故气也是构成人体和人的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气有推动、激发、温煦、敷布、固摄、防御、蒸腾等作用,因而凡人体生命活动中的物质能量代谢过程均可称为“气化”;还说明人体病理变化,人体生病是物质能量及运动形式改变的结果,是气的能量及运动形式改变而造成的,这就是:“夫百病之生也,皆生于风寒暑湿燥火,以之化之变也,”最后是说明治疗用药变化。“钱塘医派”的医家们探五运六气之原,明阴阳消长之理,尊经典首创气化学说诠释药物,阐明药性,格物用药,别开生面。正如张志聪所说:“天地所生万物,感五运六气之化,故不出五气五味,五色五行,寒热温凉,升降浮沉之别。”药有青、赤、黄、白、黑五色,有辛、酸、甘、苦、咸五味,有寒、热、温、凉四性,有升、降、浮、沉四用。通过对药物的五色、五味、四性、四用的阐述,更加明确它们的功效,便于临床应用。


  总之,“钱塘医派”所倡导的“气化学说”,既阐明了人体的生理和病理,又阐明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并用以指导诊断和治疗用药,这充分体现和揭示了中医特色;也可以说是“钱塘医派”的鲜明特色。“钱塘医派”从明末清初到清末民初二百余年中,在讲学、研经与临床三个方面都为我国中医药学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在我国古代中医药学说流派史册上书写了一个完美的篇章,颇值得后人去深入学习、探研而更好地来复兴今天的中医学!


总结小诗:

  人杰地灵话钱塘,聚徒讲学弘岐黄。“维护旧论”阐经义,独树一帜展辉煌!


    2019/10/14 18:56:45     访问数: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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