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东义《一技之长空中课堂》之曹传龙《永远的大道国医》第七十九讲一代医家陈修园

作者:曹传龙[1] 
单位:湖北大悟县中医养生馆[1]

  陈修园(1753—1823),名念祖,字修园,又字良友、良有、长有,号慎修,福建长乐人,为清代著名医家,传世医著有《灵素节要浅注》《金匮要略浅注》《金匮方歌括》《伤寒论浅注》《长沙方歌括》《医学实在易》《医学从众录》《女科要旨》《神农本草经读》《医学三字经》《时方秒用》《时方歌括》《景岳新方砭》《伤寒真方歌括》《伤寒医诀串解》《十药神书注解》《南雅堂医案》等。陈修园出生家庭贫寒,为了生计而是半治举子业,半习医学。在医学方面,他主张以《内经》为体,以仲景方为用;研究《伤寒论》深受张志聪、高世栻、张锡驹等影响,主张维护旧论,反对擅改原文;并继承发展了“六经气化学说”,应用气化学说解释六经。他的一生为官廉洁,为医勤于著述,致力于医学的普及和教育。陈修园这种从普及、通俗、收徒的方式来传播、弘扬中医学的精神,对于今天有志于复兴中医学的莘莘学子们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而今,中医学正在一步步走向式微衰败,在民间中医荡然无存、野生中草药遭到人为大势破坏、广大基层老百姓又渴望中医药的情景下,陈修园无疑是当今复兴中医学之仁人志士的榜样而大显奇光异彩!

 

一代医家陈修园

  陈修园,名念祖,字修园,又字良友、长有,号慎修,生于清乾隆十八年(也就是公元1753年),卒于道光三年(也就是公元1823年),福建长乐人,为清代著名医家,传世医著有《灵素节要浅注》《金匮要略浅注》《金匮方歌括》《伤寒论浅注》《长沙方歌括》《医学实在易》《医学从众录》《女科要旨》《神农本草经读》《医学三字经》《时方炒用》《时方歌括》《景岳新方砭》《伤寒真方歌括》《伤寒医诀串解》《十药神书注解》《南雅堂医案》等。陈修园不仅对中医理论造诣很深,而且临证经验也非常丰富,并提出了“理本《内经》,法熟仲景”的医学主张,强调对中医经典的学习。他认为张仲景是医中的孔子,故应尊仲景为师。在《伤寒论》的学习研究方面,陈修园则是继承发展了张志聪等人的学术思想,主张维护旧论,反对擅改原文。他说:“虽疾病千端,治法万变,统于六经之中。”主张以伤寒六经统治百病。这种六经统治百病的思想,贯穿于陈修园所著仲景书之中,且又提倡“六经气化学说”,细化分经审证,用标本中气、开阖枢来解说伤寒;在临证方面提出了当以“存津液”为治伤寒之要的观点。陈修园的学术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广泛地影响。他之所以能取得辉煌的医学成就,这主要是他刻苦学习,不断孜孜进取的结果。


  陈修园早年丧父,家徒四壁,十分贫寒。正如一句俗话所讲,梅花香自苦寒来,宝剑锋从磨砺出。虽然家境贫寒窘迫,但丝毫没有动摇小小陈修园学习进取的雄心壮志,只有知识才能改变贫穷,只有知识才能改变人生。在祖父陈居廓的关爱及教诲之下,幼小的陈修园便开始学习儒家启蒙经典,并不断刻苦习读经子史集。为了能早日改变家境的贫寒,陈修园初学习经史之外,又兼研习医学,矢志苦读,深入探索研究医学之奥理。他天性敏悟,加之勤奋好学,童年便崭露头角,二十岁时被补为诸生,二十四岁则开始行医自给,养家糊口。然而,由于当社会上轻视医学,陈修园为了能彻底改变自己的处境,便选择了张仲景半官半医的人生之路,所以他依旧是医儒并举,在行医的间隙还是坚持学习儒学,为了能进一步深入学习儒学,于乾隆五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787年)三十五岁的陈修园来到福州鳌峰书院,师从当时的儒学大家孟瓶庵,再度学习经史。乾隆五十七年(也就是公元1792年),陈修园乡试中举,次年赴京会试,则名落孙山,未中进士,遂留处京城悬壶应诊,当时光禄寺刑部郎中伊云林患中风症,不省人事,手足瘫痪,汤米不进已有十余天,京城不少名医都说不可医治,而陈修园却以三大剂让伊云林站起,重获新生;由此,陈修园名震一时,就诊者门庭若市。第二年,文华殿大学士和珅得了足痿病,不能上朝,遂请陈修园诊治,陈修园让和珅家人杀了一条狗并取下一块狗皮和药包裹在患处,十天后和珅的病竟奇迹般向愈。和珅喜出望外,称赞小小的狗皮膏药竟然有如此大的神效。狗皮膏的制造,就是陈修园传授的。病虽然好了,但和珅很怕此疾再犯,因为一旦再犯了,会让他痛苦不堪,而其他医生又治不好。和珅于是许以太医院的官职,并强令陈修园久住其家,陈修园由于从内心痛恨和珅的奸恶,故一方面婉言谢绝,一方面托病返回家乡;因此,陈修园便深深得罪了和珅,两次未敢进京会试。这就是:豺狼当到羊难行,奸臣横行忠良寒。莫为浮云遮红日,寒冬过尽绽春蕾。到清嘉庆五年(也就是公元1800年),和珅因恶贯满盈而被革职,于是朝野硝烟云散,重见蓝天,陈修园这才又赴京应试,不料竟未得中,好歹天无绝人之路,第二年遇上了大挑,所谓的大挑,也就是当时朝廷为了广泛选拔人才,便从三种以上会试不中的举人中选挑一等的去任知县,按现在的话来讲,去当个县长,成为地方的父母官,治理一方。陈修园遂有幸做了一名知县,他涉足仕途,最初是到了直隶保阳(也就是今河北省保定市)任县令,上任后的第二年,华北暴雨成灾,他奉命“勘灾恒山”,当时恒山一带不仅洪涝灾害肆虐,而且又加之瘟疫流行,陈修园则是一边组织救灾,,一边为百姓治病,消除瘟疫,真是活人甚众,他这种“穷心民瘼”的情怀,深深赢得当地百姓的爱戴和敬仰,俨然成了百姓心中救苦救难的活菩萨;之后,陈修园又先后任河北省磁县、枣强县、威县知县,都有清贤仁慈之声誉,因而于嘉庆二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817年)升任为直隶州知州,第二年代理正定府知府。陈修园在十几载的宦海沉浮漫长岁月里,不仅清政廉洁,政绩显著,而且也从未忘却研习岐黄之学。当官廉政为民,研习岐黄之术不断提高疗效去救死扶伤而为广大百姓解除疾苦,从民声上、从民情上造福一方百姓,陈修园不仅兢兢业业、勤勤肯肯地在做,而且又在争取不断地做好,更好地去多造福百姓。他说:“文章报国,尚挟知命而行,而能为良医者,随在可以活人。”这满怀激情的话语足以启迪后人,激励来生,从而更好地弘扬岐黄之术,造福千秋万代。


  在为政治病之余,陈修园又笔耕不辍,可以说,他的大部分医著都是在任职期间撰写的,故他的《南雅堂医书全集》又名为《公余十六种》。总而言之,陈修园潇洒如徐灵胎,超脱如叶天士,豪爽如薛一瓢。他当官清正廉洁,政绩显著,但不是他真正的人生目标,而行医济世救人才是他念念不忘、勤奋追求的境界,虽是也官也医,但终以医名于世。


  在医学方面,陈修园非常重视医学的普及和教育两方面,特别强调中医经典是中医入门和学习的根基,他说:“学医始基,在于入门,入门正则始终皆正,入门错则始终皆错。”因此,他的大部分医著都是博采众家之长,通俗易懂,既可作为入门之学,又可作为普及之学;并广收门徒,传授医道。陈修园这种从普及、通俗、收徒的方式来传承、弘扬中医学的精神,对于今天有志于复兴中医学的莘莘学子们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而今,中医学正在一步步走向式微衰败,在民间中医荡然无存、野生中草药遭到人为大势破坏、广大老百姓又渴望中医的情景下,陈修园无疑是当今复兴中医学之仁人志士们的榜样而大显奇光异彩!陈修园少年时,自命不凡,目空一切;及长大出山以后,却敛抑才华,虚怀若谷,是由于经事多,眼界宽所致,这也就是所谓的“学问深,意气平”之故也。一个人只有虚怀若谷,谦虚谨慎,不恃才傲物,以平凡的心态,做不平凡的事,才能有所作为,有所事事,才能活出人生的最高价值来。从这一点来讲,陈修园的人生观也是颇值得后人去学习的,从而做一个既平凡而又离奇的人,奉献社会!奉献时代!


  于清嘉庆二十四年(也就是公元1819年),陈修园时年66岁,因年老辞官告老还乡,回到福建后,他便在福州的嵩山井上草堂,一边开课授徒讲学,一边伏案著书立说,孜孜不倦,将中医学事业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纵观陈修园的一生,是半治举子业,半事刀圭家的生活状况终其一生,医儒汇通,医德高尚,医术精湛。在医学方面,主张从医学经典入门,师法张仲景,以医学教育、医学普及为己任,广纳门徒,著书立说。他的医学思想和医学著作,对后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而名垂青史。


  上山千条路,共指一轮月。古往今来,众多中医学家,他们的从医之路虽各有千秋不同,但目标却是一致的,那就是为中医学的繁荣发展而贡献出了一生。自古研习医学大致可以分为自学、家传、师承、私淑等几种方式。纵观陈修园的传世著作可以看出,他的从医经历大致有三方面:一是幼承庭训,家传医术;二是自学医学经典,私淑仲景;三是博采众方,尤重钱塘。陈修园虽然幼年丧父,但却有幸有个医儒兼通的好祖父陈居廓老先生。他的祖父陈居廓可谓是陈修园的医学启蒙老师。在祖父的关爱和精心教诲之下,陈修园一边学习儒家典籍及经史知识,一边学习医学知识。有了扎实的文学功底及一些医学基础,陈修园便开始自学中医学之奥理。“儒者医”,在陈修园身上得到很好的体现。陈修园自幼习举子业,并又系统接受了书院教育,深厚的文化功底及宋明理学的治学方法和主张,则深深的影响了陈修园。因此,陈修园在学习和传播中医学的道路上始终主张“读经典,师仲景”。可以说,“读经典,师仲景”成了陈修园自学中医的心得体会。他说:“夫医家之于《内经》,犹儒家之四子书也(指《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日月江河,万古不废。”在陈修园看来,如果把《内经》看作是万古不变的医学之根本,需要反复研读的话,那么张仲景之学则是中医学能够长久流传造福人类的最实用的方法。“学者当以《内经》为体,以仲景书为用”,也就是说,要想学好中医学,当以《内经》《难经》等经典为理论根本,以张仲景的著作《伤寒论》《金匮要略》来指导临床。陈修园不仅是这样说的,而且也是实实在在地这样做的。对中医经典的反复研读和不断探索,可以说是铸就了陈修园深厚的中医理论功底,使他可以在临证时学以致用,用中医经典指导临床,终成一代名医,造福一方。陈修园的学习方法和治学精神对于今天有志于中医学的志士学子仍有一定的指导和借鉴意义,因为中医学博大精深,渊源流长,只有植根经典,旁及诸家,才能学深学透,学以致用,来不得半点浮躁。


  陈修园不仅崇尚中医经典的学习与推广,而且还在研习中医经典的过程中找到了“知音”,并且认真学习和吸收了这些“知音”的医学主张及他们的临床实践经验。这个“知音”就是钱塘的张志聪和张锡驹,也就是后人合称的“钱塘二张”。无论是张志聪、张锡驹,还是高世栻等,都是钱塘人,从而形成了钱塘医派。钱塘医派是一个有着鲜明学术特征的群体,以张志聪为核心,前有卢之颐和张遂辰,后有张志聪、高世栻等人。张遂辰、字卿子,著有《张卿子伤寒论》,在《伤寒论》研究方面颇有造诣,首倡“维护旧论”,主张维护《伤寒论》原有编次,与“错简重订”之说形成截然不同的看法;而张志聪则是这一学术群体的集大成者。张志聪和张锡驹,他们认为,方有执、喻嘉言等人提出的错简重订的观点不妥,王叔和对《伤寒论》的编次不失仲景原貌,成无己的注解也未曲解仲景原意,主张维持《伤寒论》的原貌而不变,后世称之为“维护旧论派”。陈修园几乎完全继承了“二张”的学术观点,他说:“惟张志聪、张锡驹二家,俱从原文注解,虽间有矫枉过正处,而阐发五运六气,阴阳交会之理,恰与仲景自序撰用《素问》《九卷》《阴阳大论》之旨吻合,余最佩服。今照二家分其章节,原文中衬以小注,俱以二家之说为主。”可见,陈修园对二张的学术思想和著作不仅非常认可,而且更加佩服。在《伤寒论浅注》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出,陈修园的许多注释,都参考了张志聪、张锡驹的学说观点。可以说,陈修园是继张志聪、张锡驹诸家之后,伤寒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禀承了张志聪的“医学入门,当从伤寒始,先难其所难,而后易其所易”的治学思想,研习《伤寒论》,并将张仲景比作儒门的孔子,尊张仲景为宗师;认为张仲景专以方药为治,是集汉代以前诸贤之大成者。在《伤寒论》研究方面,陈修园以六经气化理论为指导,提出了分经审证的观点,以“存津液”为治伤寒的宗旨,对张仲景的六经辨证学说进行了进一步发挥。在陈修园看来,张仲景对疾病的论述是从整体观出发的,仲景把当时的一些外感疾病的证侯归纳为六经,既承认疾病过程中的阶段性,又承认疾病前后阶段的衔接性,再通过六经的分属使得疾病证侯明了可辨。六经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它们虽各自有自己的独立证候,但彼此之间能相互传变、相互转化,同时又有合病并病,这就必须用全面的变化的观念去认识疾病,从而采取正确措施,来改变疾病的过程,这就是伤寒六经分证的主要精神。临证时,必须把六经分辨清楚,才能心中有数,不然的话,只是机械地把六经看成“一日太阳,二日阳明,三日少阳,四日太阴,五日少阴,六日厥阴”,按部就班,一步一步地传下去,这就脱离了实际,在治疗上也自然只知“守经”而不能通权达变,最终只能是贻误病桃,延误病情。因此,只有通权达变,明了六经的变化,且以整体观为指导,才不致有误。要知道,疾病不仅千变万化,而且受气候、饮食、药物、护理等的影响更加显得错综复杂。虽然,为了后世便于掌握,张仲景则执简驭繁,将汤证为分为三大类:一是整体反应性的证候,二是局部反应性证侯,三是整体和局部反应所共同构成的证侯。典型的整体反应性证候,主要表现为发热、恶风、自汗出、头痛、脉浮缓的桂枝汤证;而心脉失调所致的局部反应性证侯,主要表现为脉结代、心动悸的炙甘草汤证;那么既具有桂枝汤的脉症,又兼有肺失调引起的气喘,便是整体和局部反应所共同构成的桂枝加厚朴杏子汤证。由此可知,张仲景是既重视整体又重视局部的,并还提出了许多把整体和局部结合起来进行辨证治疗的范例,供后人学习借鉴。但对《伤寒论》进一步分析则会察知,张仲景是更加重视整体治疗的。张仲景反复强调“外证未解”,“当先解表”,这是普遍原则。所谓外证者,也就是表证,属整体反应性证候;而所谓解表者,就是调解整体反应性的治疗方法之一。若是表证又兼里证的,应该先解表而后治里,也就是先进行整体治疗,然后再进行局部治疗。这样的治疗步骤,往往可以收到“表解里自和”的效果,也就是随着整体反应性的正常(即表解),其局部病变反应也可能趋于自愈(即自和);因此,辨证必须立足于整体,这是由于疾病证候的反映,往往不是单纯的,典型的,而是错综复杂的,加之疾病在各种因素影响之下,永远处于运动和转化的过程中,即使是同一个辨证纲领和方法可以概括的病证,也要从整体出发,加以综合分析,不能孤立对待;因为,疾病的发生,既是人体各系统之间的动态被破坏的反映,也是体内阴阳对立统一关系失衡的具体反映。故而在辨证时,就必须以整体观念为指导思想,从局部联系到整体,从一般详辨其特殊,才能抓住疾病的本质;从而达到在整体观念指导下“随证治之”的灵活性。由此可见,陈修园是创造性地发挥了以六经为纲,结合天人合一,阴阳变化,升降运动,表里脏腑及气化关系这一辨证论治体系。可以说,陈修园是穷其一生之研习对《伤寒论》六经病证进行了周而详地阐述。在陈修园看来,六经病是六经所属的脏腑经络功能失常的结果。由于各脏腑功能特征不同,病人体质各异,寒邪侵袭人体初起便出现以阳气多少不同为主的病理变化,在不同脏腑经络系统,临床表现为不同的六类疾病。这六类疾病以三阴三阳为大纲,从而建立六经辨证理论体系,所论病症不限于伤寒,而是为百病立法,包括内外杂病。六经病证,尽管涉及许多脏腑与经络,证候也表现得错综复杂,但三阳病属阳气偏盛,三阴病属阴气偏衰,是截然明了的。三阳病虽然有邪气侵袭损伤正气的恶寒表现,但正气尚强盛能够奋起与邪气抗争;因此,太阳病是恶寒与发热并见,少阳病是往来寒热,阳明病则仅发热不恶寒,其为阳气偏盛更是显而易见。三阴病证则是正气已衰,正邪抗争无力,所以但见邪伤正之恶寒,不见或微见正抗邪之发热。由此可见,只要抓住发热与恶寒这两个证侯,对于六经辨证便能质执简驭繁,从而也就能轻易地把握六经病的传变规律。从临床实际而言,六经病的传遍具有明显的阶段性,这就是在前一阶段中,主要反映了邪正斗争由初起到炽盛的阶段性,在后一阶段中,则反映了人体正气由始衰到衰竭的阶段性;而疾病由前一节段演变到后一阶段,也就是有三阳病变为三阴病,则反应了疾病性质的质变。具体而言,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外邪由浅入深的传变,二是正不胜邪的传变,三为正气衰退的表现。邪气初始侵入,邪气虽气势汹汹,但正气也显强盛,于是出现邪正相争愈演愈烈的症状。随着邪气的逐步深入,便发生了正不胜邪的变化。当人体正气消耗到难以支撑生命活动的地步时,疾病就会有邪正相争,正气为主的状态而转变为正气不支的状态,这就是疾病由阳转阴、由实转虚的质变。这种变化,表示邪正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从传遍顺逆来看,则属传变中险恶的传变,即逆变。此时,正气衰微,不能维持人体正常生命活动,而疾病的发展变化,主要是正气衰溃的反映,可分为太阴、少阴、厥阴三个病变阶段,其中太阴病为正气始衰,故多呈现无热恶寒而手足尚温,脉多缓弱,神志也多不变三症;少阴病为正气衰甚,故多呈现恶寒踡卧而手足厥冷,脉多微细,甚或脉微欲绝,且神志也有改变,表现出“俱欲寐”之症,也就是精神极度萎靡不振,神志恍惚昏沉的状态;厥阴病多呈现两种转归:一为正衰进一步发展,病情进一步恶化,终成手足厥冷、周身肤冷、神昏躁妄的脏厥重证,直至死亡;二是阳衰向阳复转化,从而出现厥热胜复之证。除了从理论上对六经病证进行广泛阐述之外,陈修园又从实际施治上对六经病证进行了阐述,这主要体现在:一别阴阳,辨整体机能失调;二审病性,明机体内在病理变化;三定病位,查病变浅深及趋势;四抓主次,抓主要矛盾四个方面。在陈修园看来,人体是一个由内和外、上和下、脏和腑、营和卫、气和血、功能和物质等组成的对立统一整体,也可概括为以阴阳对立统一性来加以认识的整体。所谓的六经病,实质上就是三阴三阳偏盛偏衰,也就是阴阳失衡的病变。因此,对于六经病证首先就是以调整人体阴阳作为论治的基本原则,“凡病,若发汗,若吐,若下,若亡血,若亡津液,阴阳自和者,必自愈。”《伤寒论》中这一句话,不仅告示人了证治向愈的机理,而且也告示人了治疗疾病的根本所在。可见,治疗一切疾病重在调整阴阳,阴阳和则疾病自然而然痊愈。除了注重阴阳整体性之外,其次还应该注重疾病的寒热虚实属性。疾病的寒热,主要是反应机体机能活动亢进或衰弱的指标;而疾病的虚实,则主要是反应邪正盛衰的指标。故辨别疾病的寒热虚实属性,从本质上来讲,就是剖析人体内在病理变化的钥匙。《内经》上说:“寒者热之”“热者寒之”,目的是在于恢复机体内在阴阳的平衡和稳定,从而达到让疾病痊愈的目的。疾病的虚实,主要是反映邪正在相搏过程中力量的对比。在邪正相博的过程中,当疾病表现出邪实为主要矛盾时,便为实证;当疾病表现出正衰为主要矛盾时,则为虚证。一般来讲,三阳病属热证、实证,三阴病属寒证、虚证;故六经病变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外感病过程中由邪实为主转为正虚为主的演变过程。三阳病邪气旺盛,正气不衰,故突出现了邪实的矛盾;三阴病正气虚衰,甚至是正气欲脱,故突出表现为正衰的主要矛盾。在实际临证时,其治疗原则是:实则泻之,治以驱邪为主,驱邪就是扶正;虚则补之,治以扶正为主,扶正就是驱邪,邪去正安,机体恢复健康。然而,由于机体与疾病往往错综复杂,因此在实际临证时不仅要重视整体机能的失调,而且也应重视局部的病理变化,更宜重视辨别病位;因为只有辨清疾病的部位,才能明确病变的浅深,从而才能更好地去把握疾病的发展变化趋势。首先是对疾病的表里定位,一般而言,太阳为表证,少阳为半表半里证,阳明、三阴为里证,明确了疾病的表里,就能明确疾病的轻重深浅及其发展趋势,从而来确定相应的治疗原则。其次是对疾病的脏腑经络定位。由于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所以六经病变均可落实到脏腑经络的实处。如太阳病主要为太阳经的病变,故太阳病以头痛、项强等太阳经所循行的部位病变为主症,同时又有太阳腑之病变,如蓄水证即属太阳之腑膀胱的病变,故太阳病以头痛、项强等太阳经所循行的部位病变为主症,同时又有太阳腑之病变,如蓄水证即属太阳之腑膀胱的病变。少阳病为“邪气因入,与正气相搏,结于胁下“,这里“胁下”,既是指少阳经所循行的部位,又是指少阳胆腑所寄居之所,所以少阳的病变,既与少阳经有关,又与少阳胆腑有关。阳明病为“胃家实”,所谓的“胃家”显然是指阳明经所属之腑胃肠而言,故阳明病变主要与胃肠有关。太阴病为“其脏有寒”,所谓“其脏”,当包括太阴经所属之脏脾肺,但主要与脾脏有关。少阴病为“下焦虚有寒”,所谓“下焦”,显然是指少阴经所属之肾脏而言,故少阴病变主要与肾脏有关。厥阴病变多与肝脏有关。由此可见,六经病证各与其相应的脏腑经络有关,这正是六经辨证的实质所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六经定位,其实质内容就是脏腑经络定位;而六经辨证,实际上也寓有脏腑及经络辨证内容。再者是对疾病的上中下三焦定位。在实际临证时,只有辨清疾病在上、在中、在下三焦,才能进一步了解疾病的病变趋势,然后再根据疾病所在部位的高下而具体采用因势利导的治疗方法。如邪热在上焦,多用清宣邪热法,方用桅子豉汤之类;邪热在中焦,多用辛寒清气之法,方用白虎汤之类;邪热在下焦,多用滋阴清热之法,方用猪苓汤、黄连阿胶汤等。除了明确三焦部位之外,六经辨证还应该明辨疾病在气在血之不同,如辨太阳腑证,必须明了蓄水(也就是指在气分证)和蓄血(也就是在血分证)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病证,才能对症处方用药,倘若气血不辨,治疗混淆,便会大错特错。而更为重要的是抓疾病的主次。从自然辨证法而言,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必有一种起主导作用的主要矛盾,只有抓主要矛盾,才能抓住问题的中心和事物的本质,从而找到解决矛盾的正确方法;疾病也是如此,在疾病的形成发展过程中也有主次证侯之分。在实际临证时,只有认真区别病证的主次,也就是分清疾病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全力抓住主要矛盾,再适当兼顾次要矛盾,这在立法组方及用药的选择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进而言之,那就是在分析表里病证、阴阳病证、虚实病证、脏腑病证的过程中,应当把主证放在首位,依照阴阳、寒热、表里、虚实的层次逐步剖析,辨清主证,抓住疾病的主要矛盾所在,然后做出明确地诊断而准确地选择君药,君、臣、佐、使方证相应,才有疾病的向愈。


  总之,陈修园晚年穷其一生的研究经验,立足六经气化理论,创立分经审证法,按照《伤寒论》六经传递次序,对六经诸证详细辨析,使其证治分明,有利于后人来更好地学习和掌握六经辨证而不断地提高临床疗效,造福一方。可以说,作为张仲景学术的杰出传人,陈修园在医学研究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他从医50余年,还始终致力于中医的普及和教育,给当今中医的普及者和教育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颇值得当今为复兴中医学而不懈奋斗的仁人志士们去学习借鉴。莫谓落日光芒尽,化作晨轮更辉煌。今天复兴中医需要千千万万像陈修园这样的人士,只要大家共同努力,中医何愁不能复兴!


  总结小诗:一代医家陈修园,为官廉洁政绩显。为医科普弘岐黄,六经气化阐伤寒。


    2019/10/1 9:05:36     访问数: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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